三、“金字塔”的失稳和“橄榄型”的幻影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写过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他铁口断言，人类的历史前进已经走向终点。西方大国确立的世界秩序已经完美无缺并长治久安。但他“浅薄的乐观主义”很快就自我否定了：昔日的“强大者”开始衰落，“弱小者”开始崛起，“忍受者”开始反抗。随着各种力的变化和搅动，旧秩序迅速远离平衡态，走向混乱和崩溃——石破天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了。人类社会必须重新构建新秩序，而唯一正确的方向只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说到底还是一个财富增长和公平正义问题。
就拿举世注目的以巴冲突来说，不管有多么复杂的历史恩怨，在统共巴掌大的一块土地上，当以色列人富甲天下，巴勒斯坦人一贫如洗，这个长期的巨大落差，本身就是危险的“万丈悬崖”。记得我在新闻上看到以色列科学家发现长寿蛋白，为人类的“永生之梦”带来新希望时，还不禁想到自己能不能沾上光。但估计巴勒斯坦的母亲和孩子，对这样的“重大突破”只会欲哭无泪。在我们的“地球村”，如果“村头是天堂，村尾是地狱”，这种状况能够持久吗？
1911年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宣传海报。 资本主义体系金字塔：资本主义，我们统治你们，我们愚弄你们，我们镇压你们，我们鱼肉你们。我们劳动者养活所有人。
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好，“你活着，让别人也活着。”（Live, and let live）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罗素、卢梭、爱因斯坦等一代代哲人都曾经陷入深深思考。马克思更创立了伟大的革命学说。为了建造一个公平正义的人类社会，多少志士仁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奋斗。爱迪生发明电灯经过几千次试错，而社会变革的试错周期要长得多。“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今天提出的“中国方案”。
人人都知道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但却忽略了许多治国理政、安邦睦邻的系统思想，贯穿于几千年中华文化。“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和而不同”，当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智慧，提供了最珍贵而丰富的人文资源。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普遍和最稳定的形态，仍然首推金字塔结构。但少数精英和富人高居塔尖，广大劳动者和穷人充当底座。这是权力至上和贫富悬殊的造型。现在不少孩子从小就进培训班，选学区房，这都是父母为了让你们不在“起跑线”上吃亏，更有利于“捷足先登”这个金字塔的顶尖。
美国一向引为自豪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意味着中产阶级是“橄榄”的肚子，穷人和富人是橄榄的两头。既稳定又减少了贫富差距。礼貌地说，这种观念具有虚假性。因为从更大的尺度上看，从全球社会结构的视角看，美国这个“橄榄”，是高居于“金字塔”的塔尖，以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源为庞大底座的。
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什么形态呢？我曾经做过粗浅的思考，不妨和你们切磋。
你们知道地球的形状吗？你们一定都笑了，谁不知道地球是圆球形呢。不错，地球是一个赤道略微鼓起，两极稍稍回缩的球形。放眼宇宙，亿万天体的形态都是“星球”，因为球体处于能量最低态，结构是最稳定的。国际天文学会明确定义的行星标准之一便是：“质量足够产生一定引力，能克服刚体力使自己保持接近球体的形状”。也许这正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有的模型。
无须担心“绝对平均主义”。地球上有大山、高原、丘陵，也有盆地、洼地、谷地，这便是正常而合理的“贫富差距”。但地球上的山脉高度是有严格限制的，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也不超过万米，再高就会在重力的剪切作用下沉陷。而治理的机制也不是固化的层级，而是来自球体重心的引力。当然，如果“凝聚”的力量过弱，就会出现火星上25000米高的奥林匹斯山。如果凝聚力像中子星那么过强，山脉的高度将只有2厘米。而我们的地球又一次不过不失，恰到好处。于是便呈现出既生机勃勃、气象万千，又保持着稳定和谐、动静有常的“大地水准面”。
作为地球的儿女，地球母亲的美丽身姿，是否为我们提供了人类社会结构形态的隐喻和蓝图？
四、“结构决定功能”的联想
随着你们渐渐长大，会有机会听到各种对“中国道路”质疑的声音，特别是西方世界津津乐道的“民主”，好像找到了中国的“罩门”。我们有些人面临指责，也好像“舌头短了半截”。我很赞成你们对“西方民主”和“中国道路”做一些分析研究。
我先谈一点“触类旁通”的科学现象。
科学中有个概念叫“结构决定功能”。譬如同样的碳元素，既可以构成“无定形碳”，送进火炉里燃烧，也可以构成石墨，为原子反应堆减速。还可以构成金刚石做切割工具，构成零维结构的富勒烯、巴基球、碳纳米管，甚至构成强化碳复合材料，制造太阳飞船派克号的隔热盾。再譬如同样的氨基酸，按照不同排列顺序和空间结构，构成的蛋白质功能会一本万殊。还有4种碱基经过不同的互补配对，构成的DNA双螺旋能记录无限丰富的生命信息。
你们知道中国的解放战争是怎么打的吗？
1946年6月，国民党的军队有430万人，装备精良，陆海空齐全。解放军只有170万人，连“小米加步枪”都谈不上，有枪的只有60万人。但是到了1949年，解放军兵力已达550万，装备也“鸟枪换炮”了。这些“兵源”是哪里来的呢？除了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你们知道吗，其中280万人是“俘虏”的和“阵前起义”的国民党士兵。占了解放军一半还多，其中不少还担任了连排长。这些一触即溃的“国军”，为什么加入“共军”后摇身一变，成了英勇善战的人民武装呢？原来他们都是贫苦的农民子弟，被“抓壮丁”后受尽欺压，解放军通过诉苦、新式整军活动、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等办法，把这些“俘虏兵”整合进了自己的“结构”。于是“无定形碳”就成了“金刚石”。
碳的同位素
如果说“内战”不算数，那就看看朝鲜战争。麦克阿瑟曾经放言“我们将继续进攻，全力进军鸭绿江。别让一堆中国洗衣工阻挡了你”（We're still attacking and we're going all the way to the Yalu. Don't let a bunch of Chinese laundrymen stop you.） 因为当年中国人在美国大多是开洗衣店和中餐馆的，怪不得“麦帅”把志愿军看成一堆洗衣工。他傲慢的代价已经世人皆知，我只想说一个志愿军战士，他叫刘光子，我父亲在朝鲜战场曾经采访过他。刘光子一个人俘虏了63个英国兵，而且是英军王牌“格洛斯特营”的，这简直是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孤胆英雄”刘光子，并不是“根正苗红”的解放军老兵，而是一名“解放战士”。但他已经从“无定形碳”转化为“金刚石”了。
让我们把尺度再放大，100多年来，我们的民族从留辫子、包小脚、抽大烟的“东亚病夫”和“一盘散沙”，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还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但他们的组织方式不同了，结构不同了。无论怎么说，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中国体制、中国道路带来的结果。
当别人把中国的制度说得一无是处时，作为老年人，往往不会从概念和思辨上纠缠，而更多从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出发。我前几天看一篇BBC对以巴冲突的报道《当死亡从天而降，你能躲去到哪儿？》。一位母亲说：唯一能试着安慰孩子的方法就是告诉他“听到爆炸声的时间要比实际发生晚一点点”。这也算是关于声音传播速度的“科普”吧。我不由鼻子一酸，想到我一岁时在洛阳，妈妈抱着我跑防空洞躲避轰炸。每次都会听到人群中恐慌地互相打问，来了几架日本飞机。我趴在妈妈怀里大气不出，也学着小声问“妈妈，几架？”妈妈总是轻声安慰我“孩子不怕，一架。”这是我人生最早使用语言交流和有了数字概念。
谁能想到我们这样一个任人宰割蹂躏的国家，短短半个多世纪，竟然船也坚了，炮也利了，能和世界一号强国美国比肩而立呢？如果我们的体制那么不济，又如何解释中国崛起的不争事实呢？
1900年代中国近代实业家、革命家、航空工程师谢缵泰绘制的政治漫画《时局图》
在我的人生记忆中还有些烙印是永不磨灭的。1962年我刚上大学时，读到了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杀害的消息，比利时殖民者把卢蒙巴的遗体用强酸腐蚀干净，只留了一颗金牙带回布鲁塞尔。记得我一个人在珞珈山梧桐树的林荫道上久久徘徊，低声吟唱着卢蒙巴的诗谱写的歌曲而热泪盈眶。这首歌至今都没有忘记。
此后无论谁说他家的制度多好，我也要看看他实际上都干了些什么？
其实一个国家选择什么制度和道路，都是由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经济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如同地势决定河流的走向。别人的日子怎么过，完全应该尊重别人的选择。这便是中国人所说的“求其所同，敬其所异”。现在人人都知道“保护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为什么就偏偏容不下社会制度多样性存在呢？我想在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球上，一定也还有“一球两制”或“一球多制”吧。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识别真伪的“窍门”，当别人攻击我们中国的道路和制度时，只用想一想：他爱我们吗？真的为我们好吗？如果他发现我们的抱负不仅限于生产玩具和牛仔裤时，仍祝福我们繁荣昌盛吗？再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么一塌糊涂，还值得他们如临大敌吗？看清这些问题，就不会被别人“忽悠瘸了”。
法国卡通画家亨利·迈耶的漫画《中国帝国主义》
等你们长大了，当然有责任向全世界说明我们的中国道路。还要发现和学习其他制度的长处，承认和改进我们制度的缺陷。但绝对不能陷入“辩诬”。你们知不知道鲁迅先生的话：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制度不是“花瓶”，“管用”是硬道理。我们决不能干“图虚名而得实祸”的蠢事。
更要牢记“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的道路自信也都是来自既往的事实。不妨设想，如果一个叫花子，天天闹着要和富人结成“命运共同体”，是不是只能让人家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你们一定要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更美好。
1961年1月17日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遭比利时殖民者杀害并投入硫酸池，遗体仅留下一颗金牙。
作者简介
赵致真，男，1943年生，196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首批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1985至2003年任武汉电视台台长，曾任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教影视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科教影视协会理事长、中央电视台大型科教电视栏目“科技之光”主编，著有《播火录》（北京出版社，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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