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4日星期日

赵致真:“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现代科技随想(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现代科技随想

——参加周培源基金会30周年纪念活动科普讲座致青少年
赵致真


少年朋友们,我作为一个80岁的老人,看到你们红润的面容,漆黑的头发,心中涌起的感情是羡慕又欣慰的。你们能参加周培源基金会成立30周年的科普讲座,说明你们是同学中的尖子和才俊。我不打算用自己80年的陈年旧事,来端出一碗“心灵鸡汤”,我相信你们的求知欲和理解力。并且愿意把你们当成平等讨论的小伙伴,以开放和轻松的态度,谈一点我的人生心得和感悟。

再过60年,你们到了我的年龄时,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人能做出确切的回答。我们能够精确预报今后1000年内的全部日食、月食和金星、水星凌日,但却说不清10年后的世界面貌。因为人类社会太复杂、太混沌、太随机、具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我们都感慨星空的浩瀚无垠,但宇宙的平均密度比我们实验室里制造的真空还要空一千倍。我们都赞美太阳的壮丽辉煌,但太阳的复杂程度还不如地球上的一个病毒。在我们的地球上,从单细胞、到动植物、直到人类的大脑,构成了宇宙间无与伦比的复杂形态。而再由亿万人组成的社会,复杂程度就更加登峰造极了。毫无疑问,地球和人类,是天地间最宝贵的精华和细软。你们千万不要在大自然面前望天兴叹和自惭渺小。作为人类的生力军,你们登场了,又恰恰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一代人,你们无论在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序列中,都具有最特殊和最重要的地位。


宇宙的平均密度为9.9 x 10−30 g/cm3

在太阳的核心,每秒钟将大约6亿吨氢聚变成氦,并在此过程中将400万吨物质转化为能量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谋远虑

你们都是科学的爱好者。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道理是相互贯通和彼此印证的。我想首先和你们讨论的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你们大约都看过刘慈欣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不少评论还对其中的科学细节争议不休,但往往忽略了《流浪地球》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那便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默认。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号”宇宙飞船上,是同舟共济、相依为命的。谁也不能“闹分家”,把我们共同的“不动产”地球切割成几块。当《流浪地球》中的人类为了自救,不仅决定“驾驶地球”整体搬迁,还要耗费2500年的漫长时间,相当于从春秋时代到今天100代人的命运去孤注一掷,这样旷古空前的决策该如何形成全球共识和避免人类分裂;几万台发动机如何选址?地下城的资源——相当于国家的领土,该如何划分?凡此等等,没有一个超级稳定、充分理性和高度权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你们阅读广泛一些的同学,可能知道1964年苏联天文学家卡尔达肖夫把宇宙间文明分为三个量级:一级文明能使用自己“故乡行星”所有的能量,二级文明能调动所环绕恒星拥有的全部能量,三级文明则能控制它所在星系的能量总和。据评估,我们人类目前的文明处于0.75级。而美国科学家戴森,提出用一个人造的巨大球状结构把太阳包裹起来,将它发出的全部光热“尽收囊中”。这个大名鼎鼎的“戴森球”正是把人类文明晋升到二级的良策。它可不仅仅是思想实验,而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学术论文,并且有许多工程师拿出了实施方案。近年来更有天文学家根据观察某些恒星光线变暗,推测出那里有二级文明正在建造“戴森球”。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举世体制”,如此浩大的天文工程如何兴建,获取的能量如何分配?又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垄断太阳,“独吃自屙”,可见“戴森球”的构想必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先决条件。



不说那些遥远和虚幻的,就说迫在眉睫的全球变暖吧。当太平洋岛国面临海平面上升的灭顶之灾,图瓦卢已经第一个因环境变化而“亡国”。他们开始举国“迁移”到虚拟的“元宇宙”,并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排碳大国告上国际法庭。而北极圈内的国家,反倒会在气候变暖中受益。亚马逊森林和加拿大森林虽然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世界氧吧”,但它们连年不断的森林火灾却殃及全球。至于世界12家首富,他们私人飞机的“碳足迹”,就超过了210万户普通百姓的排碳量。而全球的儿童还在“世界环境日”响应科学家号召,少吃牛肉以减少“牛屁”的温室效应。凡此种种,如果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规划和统筹行动,全世界“净零碳排”的目标只能是一句空话。

从环境污染、新冠流行,到生态危机,天灾频仍,哪一项问题的应对和解决,能离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齐心协力呢?

可见人类既不能是独善其身的单干户,更不能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当我们都在求索“全人类共同价值”时,我们就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中国人一直从西方学习现代科技,很自然把科学的每个进步当作“与有荣焉”的全人类文明成果,很少有狭隘的“吃醋”心理。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我们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在《新闻联播》头条播出。当时我11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悄悄给殉难的美国女教师麦考利芙家里写了一封慰问信,投进街头的邮筒后被退回了。因为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美国NASA转交”,犯了和契科夫小说中凡卡把地址写成“乡下爷爷收”一样的错误。我后来做科普,写到阿姆斯特朗在月球登陆后的名言,“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心中的感动和自豪也是由衷的,完全没有因为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同伴奥尔德林都曾经在朝鲜战争中当过美军飞行员而心生芥蒂和笔下犹豫。我觉得中国人的“人类意识”和“人类情怀”是相当真诚和普及的。




《流浪地球》海报




二、警惕人类道德伦理和科技发展的极度失衡

著名科学家霍金在生前曾经谆谆告诫人类,千万不要和外星人接触,因为我们会遭遇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当地土著的结局。

我倒认为霍金是多虑了,作为泰斗级的科学家,霍金也许习惯于高瞻远瞩,但他却没有摆脱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殖民思维。

著名的费米悖论说的是,根据科学计算,宇宙间应该存在大量的外星文明,但为什么一个也没有找到?另一位美国学者罗宾·汉森则提出了“大滤网”理论,作为对费米悖论的回应。他认为一个高级智慧文明的胜利,必须经过9道非常严密的“大滤网”: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星球。我们的地球就恰到好处。除了有一个不大不小、不温不火、不近不远的主宰——太阳,还有自己独特的质量、成分、磁场、自转倾角、卫星月球等,真像中国古人宋玉描述的东邻美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地球经过10亿年的孕育和躁动,才从“死”的物质中演化出“活”的生命。又经过35亿年进化,才成功跨过了8道“大滤网”,来到了今天人类的位置。但我们目前正面临最难逾越的第9道“大滤网”——成为“跨行星物种”。而据说宇宙间可能存在的高级文明,都因为没有成功通过这个最后的“大滤网”,而自我毁灭了。

如今,我们人类的生存面临着诸多威胁,除了核大国都彼此宣布能确保把对方和地球毁灭多少多少次,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危险也迎面而来。无情的“墨菲定律”告诉我们,“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2023年1月24日,科学家们已经破天荒把“世界末日钟”指针调到距离午夜仅90秒。我们都必须严肃思考了,人类究竟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理性,冲破第9道“大滤网”,而免于沦为“自限性物种”?

既然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凡是能够光顾地球的高级外星文明,无论是碳基的还是硅基的,一定不仅是先进而强大的,还应该是和平而仁爱的。如果他们贪婪无度、残暴成性,便一定会早早在自相残杀中毁灭了。哪里能冲破第9道“大滤网”?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躲避他们,也许更应该欢迎他们来“传经送宝”。



看来科技成果足以毁灭创造者自己,这是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才会出现的“异化”现象。远古时代的人类,科学技术水平和伦理道德水平是相对平衡的。人类的理性足以驾驭那时候的科技。我来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26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有个楚国人公输盘研发了一款攻城的“大杀器”——云梯,楚王将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花了十天十夜功夫,步行千里来到楚国。墨子先后找到公输盘和楚王,“晓之以大义,陈之以利害,动之以至情。”并当着楚王的面和公输盘进行现场攻防推演,结果墨子九战九胜。于是楚王虚心听从了墨子的劝诫,欣然放弃了攻打宋国的念头。这个由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三方互动,最终化干戈为玉帛的佳话也载入了史册。
如今2600年过去了,我们的导弹、无人机比当年的云梯先进了千万倍,我们的道德和伦理是不是也在按比例增长,超越了当年的哲人千万倍?何况历史上的人类相残,无论张飞的丈八蛇矛还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都不会影响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兴衰。

即使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马克沁机关枪和重型轰炸机,也不至于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而今天的科学技术,根据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18个月翻一番,各领域也都是在按照指数增长。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猝然而至,人类准备好了吗?我们一直在拼命为科技发展踩油门,但却既不能同步提高驾驶水平,也没有制定相应交通规则。我们一直为目不暇接的“科学怪物”喝彩,却严重忽略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平衡,放弃了人文精神对科技技术的引领。当务之急,是高度警惕科学技术失控,成为翅膀强大的无头苍蝇,导致人类文明在第9道“大滤网”前戛然终结。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写过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他铁口断言,人类的历史前进已经走向终点。西方大国确立的世界秩序已经完美无缺并长治久安。但他“浅薄的乐观主义”很快就自我否定了:昔日的“强大者”开始衰落,“弱小者”开始崛起,“忍受者”开始反抗。随着各种力的变化和搅动,旧秩序迅速远离平衡态,走向混乱和崩溃——石破天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了。人类社会必须重新构建新秩序,而唯一正确的方向只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说到底还是一个财富增长和公平正义问题。

就拿举世注目的以巴冲突来说,不管有多么复杂的历史恩怨,在统共巴掌大的一块土地上,当以色列人富甲天下,巴勒斯坦人一贫如洗,这个长期的巨大落差,本身就是危险的“万丈悬崖”。记得我在新闻上看到以色列科学家发现长寿蛋白,为人类的“永生之梦”带来新希望时,还不禁想到自己能不能沾上光。但估计巴勒斯坦的母亲和孩子,对这样的“重大突破”只会欲哭无泪。在我们的“地球村”,如果“村头是天堂,村尾是地狱”,这种状况能够持久吗?

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好,“你活着,让别人也活着。”(Live, and let live)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罗素、卢梭、爱因斯坦等一代代哲人都曾经陷入深深思考。马克思更创立了伟大的革命学说。为了建造一个公平正义的人类社会,多少志士仁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奋斗。爱迪生发明电灯经过几千次试错,而社会变革的试错周期要长得多。“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今天提出的“中国方案”。




人人都知道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但却忽略了许多治国理政、安邦睦邻的系统思想,贯穿于几千年中华文化。“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和而不同”,当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智慧,提供了最珍贵而丰富的人文资源。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普遍和最稳定的形态,仍然首推金字塔结构。但少数精英和富人高居塔尖,广大劳动者和穷人充当底座。这是权力至上和贫富悬殊的造型。现在不少孩子从小就进培训班,选学区房,这都是父母为了让你们不在“起跑线”上吃亏,更有利于“捷足先登”这个金字塔的顶尖。

美国一向引为自豪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意味着中产阶级是“橄榄”的肚子,穷人和富人是橄榄的两头。既稳定又减少了贫富差距。礼貌地说,这种观念具有虚假性。因为从更大的尺度上看,从全球社会结构的视角看,美国这个“橄榄”,是高居于“金字塔”的塔尖,以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源为庞大底座的。

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什么形态呢?我曾经做过粗浅的思考,不妨和你们切磋。

你们知道地球的形状吗?你们一定都笑了,谁不知道地球是圆球形呢。不错,地球是一个赤道略微鼓起,两极稍稍回缩的球形。放眼宇宙,亿万天体的形态都是“星球”,因为球体处于能量最低态,结构是最稳定的。国际天文学会明确定义的行星标准之一便是:“质量足够产生一定引力,能克服刚体力使自己保持接近球体的形状”。也许这正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有的模型。

无须担心“绝对平均主义”。地球上有大山、高原、丘陵,也有盆地、洼地、谷地,这便是正常而合理的“贫富差距”。但地球上的山脉高度是有严格限制的,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也不超过万米,再高就会在重力的剪切作用下沉陷。而治理的机制也不是固化的层级,而是来自球体重心的引力。当然,如果“凝聚”的力量过弱,就会出现火星上25000米高的奥林匹斯山。如果凝聚力像中子星那么过强,山脉的高度将只有2厘米。而我们的地球又一次不过不失,恰到好处。于是便呈现出既生机勃勃、气象万千,又保持着稳定和谐、动静有常的“大地水准面”。

作为地球的儿女,地球母亲的美丽身姿,是否为我们提供了人类社会结构形态的隐喻和蓝图?

1911年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宣传海报。 资本主义体系金字塔:资本主义,我们统治你们,我们愚弄你们,我们镇压你们,我们鱼肉你们。我们劳动者养活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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